疫情对于生态环保行业的影响

  2003年“非典”疫情的降临,让人类开始反省平日习以为常的卫生习惯,也愈发开始重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即环评法)首次开始施行,自此我国的环保工作迈入了更加法治化的新纪元。

  据目前官方披露,本次新冠疫情初见病例是由武汉海鲜市场传染而来,最初传染源为野生动物,可能是中华菊头蝠,归根结底反映的问题仍然在于我国在生态建设工作上的漏洞。那么可以预见到的,疫情之后除医疗防疫事业外,市政卫生与生态恢复工作或将成为各地方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两者在具体执行时又同时指向了近年来崛起速度最快的新型基建行业——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行业。

  本文将分别从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固体废弃物处理三大领域入手分析,针对疫情对各领域的影响进行分析,找出新环境下各领域的业务机会,并就可能遭遇的风险进行提示。

  (1)行业影响:受工业停产影响或将产生小幅收缩被视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京津冀秋冬排放,在过去几年所表现的成绩始终欠佳。本次与疫情爆发时期恰好重叠,可以预见到的是在一季度大范围的停工势必会对大气排放治理需求造成拖累。

  而经过此前一轮技术迭代与火电改造结束后的需求萎缩,许多小型民营企业都已出现了经营危机,此次叠加疫情停工造成的需求进一步收缩,可能会造成部分小型企业破产或被收购的现象。

  据2019年初数据显示,我国在火电行业领域的超低排放改造已基本完成,当前国家主要推动的改造重心为钢铁与焦化行业。而除此之外,各地区也在过去几年内将超低排放逐步推行至玻璃、水泥、化工等非电行业。此次受疫情影响,多数非电工业行业的全年营收都将受到一季度停工的影响,因此除钢铁与焦化行业之外的各类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的推进速度也或将根据具体停工情况而暂时放缓,对于大气排放治理企业而言则是市场订单规模的收缩。

  此前受火电行业改造市场接近尾声,而钢铁行业改造市场未能及时“续杯”的影响,许多从事工业烟气治理的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都遭遇了危机,而受本次疫情的进一步影响,或将催生出一批中小企业寻求并购的业务机会。

  从行业纵深发展角度来看,我国大气排放治理行业现行最高标准为超低排放标准,该标准的严格程度已经超过欧盟现行的排放标准。根据中科院过程研究所研究员判断,在当前阶段,继续提高成本来进一步收严排放标准的边际效益不大,“超低排放”标准已不仅是当前我国大气排放治理的标杆,同时也成为了当前行业纵向发展的天花板;在此影响下,现有的治理技术更迭的周期也会延长,从而降低了因潜在技术更迭而导致的风险。

  疫情对绝大多数行业都造成了一定时期的停工影响,水环境治理行业也包含在内。本次疫情的爆发地主要集中在城镇中心等人口密集区,而流域治理项目作业以野外环境为主,远离城镇等疫区环境,同时相比城市内的建筑施工环境,野外工作人员流动的统一管控相对容易实现,因此在疫情规模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后或将率先于其他建筑工程行业复苏。

  据2019年10月15日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和监管能力显著提升,保护功能充分发挥,重要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关键生境修复取得实质性进展,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性增长,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基本遏制;到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本次《意见》所涉及到的行业范围,包括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栖息地建设管理、生态补偿等领域,均为水环境治理行业中流域治理方面的内容。

  本次疫情的重灾地武汉市为长江流域中的核心交通枢纽,而本次疫情的成因也与野生动物强相关,可以预见到的是接下来的长江流域生态建设必会将湖北省及周边地区的流域治理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该区域的有流域治理能力的的大型工程企业(如葛洲坝、中建三局等)或将成为这部分订单的直接受益对象。

  目前我国流域治理的主流工程模式为EPC与PPP,而受疫情影响,各地方政府在今年的财政收支能力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那么在实际工程建设中,建筑施工企业被政府要求垫资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从而也增大了这些企业的流动性风险。

  固废处理行业属于典型的运营型产业,大多数废物焚烧厂机械化程度较高,对人力依赖程度低于传统工业企业;同时由于行业特殊性,在日常生产工作中大多数操作工人都会装备一定的防护措施,因此相比一般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产业,固废处理类企业的复工受疫情影响也会相对较弱。

  疫情期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居民都被建议进行居家隔离,同时也出现了城市居民大规模囤购生活物资的现象。从逻辑上判断,疫情期间人们对看快递与外卖服务的需求一定是增加的;然而受复工进度缓慢的影响,这部分需求转化成实际订单的过程也会是一个先低后高的走势,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垃圾的产出也或将出现先降后升的情况,对垃圾焚烧企业而言,大概率不会出现垃圾供应端不足的现象,而长期来看反而可能会出现垃圾供给过剩,焚烧产能不足的现象。

  受疫情影响最直接的固体废弃物即是医疗废物。根据2018年固废年报统计,2017年我国202个大中城市产生医疗废物约为78.1万吨,约为同年危险废物产生量的1%,且基本已经全部得到处理。从产量上来看,医疗废物占比非常小,但由于该类废物处理方式较为特殊(通常脱毒与焚烧为分开处理),且受到区域转运限制,因此短期内或将在疫情重灾区(如湖北省武汉市等)内产生暂时性爆发的待处理医疗废物。2019下半年我国颁布了最新一版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进一步收严了医疗废物的管理制度;在疫情与制度的双重压力下,湖北等区域或将产生新建医疗垃圾处理产能的需求。

  前文提到的医疗废物的处置缺口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次疫情的突然爆发与快速传播。而此类流行疾病在得到控制之后,临时增设的医疗设施配套通常会面临闲置的困境,如2003年北京临时加盖的小汤山SARS隔离病房,也在疫情结束数年后被拆除。医疗垃圾处理产能作为医疗设施配套中的一环,也有可能会面临疫情过后遭遇产能过剩的困境。